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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江南小说】妮妮惊魂记

日期:2022-4-23(原创文章,禁止转载)

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日。

破晓,薄雾。空气似已停止了流动,窗外的白杨树梢一动不动。我翻了个身,能清晰地听见汗涔涔的身子若胶带般从芦苇席上揭起来的声响。时钟刚刚敲了五下,母亲便将父亲和我叫醒,说要到东北园把昨天下午割的一亩三分地的麦子运回来。眼看就要下雨了,搁在地里,放心不下。我嘟囔着,还没睡好,夜里又闷又躁,芭蕉扇刚停,汗就出来了,好不容易盼到蚊子“熄火”的黎明,以为会凉快些,却仍不见一丝风。若是下雨,就凉快了,我想,但不敢说出来,怕被母亲骂。倘若真的下雨,麦子就要遭殃了。

到了东北园,车把刚放下,一滴雨便打在了我的鼻尖上。

“呦,下雨喽!”我心中狂喜,嘴上却是一声惋叹。

父亲说:“下雨更要拉走,不要看天,快搬!”

我偷眼扫一下邻近的几块地,身边两家种的是桑,桑叶如巴掌一般大,密不透风;地两头是麦子,也已割了,却仍放在地里,难道人家就不知道麦子浸了水是会发霉、长芽的吗?整个东北园,占地两百余亩,就数母亲聪明,天刚亮就把我们赶来了,好像生怕麦子会被打劫一样。

东北园,顾名思义,位于我们圆庙村的东北方向。地为东西走向,南边刚好也是东西走向的芦苇,两头与田并齐,芦苇正值旺长期,高达三米,排列紧密,如一堵墙,阻断了东北园与外界的联系。从芦苇地过来,是浓密的桑田,接着就是我们家的麦地,往北有的植桑,有的种麦,有的只是一片荒地,野草没膝。过了一个高坡,坡下是乱坟冢,俗称乱岗子,是东北园的另一个称谓。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,我们村乃至邻近的几个村子,只要在东北园有地的人家,家里死了人,全埋在这儿,而在此之前死的,则埋在乱岗中,这是村支部规定的。

下了雨,风也起了,从南边吹来,拂过芦苇地和桑田,桑似老人般佝偻着身子,隐约可见地里有两座坟,坟头上的野草无牵无挂地恣意旺长。这是大罕家的桑,坟里躺的分别是他的父亲和妻子。父亲在大罕十三岁时就去世了,生前曾去过很多地方,奔波了十几年,三十岁刚出头,就已满脸褶皱,连女人都难找。那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吧,像山西的男人走西口一般,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远行的人,却辗转得很狼狈,一直在工地上讨活。后来在青岛,他结识了大罕的母亲,村人背地里都叫她“老叉子”,这是我们村发明的对山东女人的另一种称谓。“老叉子”的父亲是磨豆腐的,每天早上都会让她推着车子到工地上叫卖,每次来买的总是大罕父亲,每次都全包了。大罕父亲是伙夫,掌管着工人的三餐大权。原本工人便是很有地位的了,况且他还凌驾在工人之上。一回生,二回熟,时间久了,两个人便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。大罕父亲见多识广,又是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外来客,说的是“官话”,总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成熟、机智、诙谐、勇敢和神秘,几乎每句话都能勾起“老叉子”无尽的暇思和无限的向往。结果,不出所料,十九岁高佻、白皙的她不顾其父亲的万般阻挠,毅然绝然地断绝了父女关系,义无返顾地跟着他回了家。一到家,犹如当头一棒,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:大罕父亲孑然一身,无父无母,住着两间破陋不堪的小茅屋,蛛网遍布,没有厨房,没有茅厕,屋里空荡荡的,唯一的家具便是一张窄小、肮脏的木床,床上没有席子,也没有被褥,是村子里最穷最邋遢的人家。

“哇”的一声,“老叉子”号啕大哭,边哭边闹,并大打出手。围着很多人。大罕父亲得意地冷笑,往日的温柔化作野狗般的粗暴,随手便是一记耳光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群声附和,像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就得打。“老叉子”不哭了,也不猱了,怒目睽睽之下变得异常乖顺,只是到了年底,家家都在爆竹声中辞别旧岁之时,她想家,趁着黎明前的黑暗,偷偷地走了,但刚走出五百米,就被截了回去,她似乎忘了那“群声附和”和无处不在的眼线。一回去,就被吊到了梁上,先是用鞋底劈头盖脸地扇,再扒光了衣服用柳条抽,抽得血肉模糊,直到天亮,大罕父亲想出了一条“妙计”,每次出门,都把她脱得光溜溜的,将衣服带走,锁在屋里。这样过了两年,她生了大罕,被孩子留住了心,便再也没有逃过。

大罕十三岁时,他父亲突然死了。“老叉子”也不觉得悲伤,便和儿子相依为命,睡在这同一间黑暗、狭窄却很温暖的屋子里,睡了二十年。原本睡得好好的,大罕在“老叉子”面前,就像“老叉子”在父亲面前一样乖顺,而偏偏冒出了几个热心的婆娘为大罕“收拾”了一个媳妇。媳妇是四川人,名字无从考证,平日里乡亲们都叫她“嫚子”,这是对四川、云南、贵州女人的统一叫法,是卖了一头牛买的。“老叉子”气疯了,她把新仇旧恨全发泄在了“嫚子”的身上,几乎天天打,就像父亲当初打她一样。

“嫚子”也跑过,跑出去一个月,跟着十里外的一对兄弟,养得白白胖胖的,却被我父亲发现了,他是在到那个村子里补笆子时碰巧看见的,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回家一说,大罕立即塞给他两包“团结”烟。当晚,大罕召集了两车(机动三轮车)人,趁着天黑,持刀拎棍,悄悄地摸到屋后,狼狗仅叫一声,便被围上来的人乱棍击毙。一班人破门而入将“嫚子”从两兄弟身子中间拖走时,“嫚子”还光着屁股。

回到家,“嫚子”也被吊到了梁上,动手的是“老叉子”,脱光了衣服,一条腿被打折了。大罕见嫚子不能生育,便要了个女儿。女儿很听话,却依然被“老叉子”打,骂作是“小婊子”。

去年四月,生活实在继续不下去了,大罕去了北京,做了民工。“嫚子”带着女儿在家,实在忍受不了“老叉子”的折磨,终于选择了自杀。但自杀前,她竟跑到二叔家咬了二叔一口。那一口原本是冲着脖子去的,好在二叔闪得快,只是胳膊上少了血淋淋的一块肉。事情发生在晚上,她咬了人,衔着肉就跑了。第二天清晨,有人到村前的池塘里淘牛草,发现了她的尸体,喝得饱饱的,死了。

下葬那天,“老叉子”哭得死去活来,昏倒了好几次,村人也象征性地洒了几滴眼泪,之后她就被埋进了东北园,没有火葬。母亲说,她的死是老天对大罕的报应。因为在她死的前一周,大罕为了赚点钱,跟村人说,耕地时不小心把父亲的棺材犁开了,骸骨暴露在晴天烈日之下,很不好,为了表达孝心,他决定把父亲的骨头捡起来,重新打造一副棺材放进去,于是就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。村人在心里骂着,但也都参加了,喝了酒,吃了菜,就得给钱。

“老叉子”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经常被扒光衣服,养成了习惯,积重难返了,每逢夏天,她总光着上身去村东头杂货店打酱油。我从发情时起,见过的最早的女人的乳房,便是她那垂下半尺、枯瘪不堪的“变形痰盂”。

雨点越来越大,落势越来越急,一道闪电划破长空,接着就是一声霹雳。父亲和我都没有带雨具,头发全湿了,雨水从额上滴下来,视线一片模糊。父亲说,不拉了,只需要将麦捆码起来,码成“金”字形,回家拿塑料布来盖。然而,当我从地西头的老柳树下拎起一个麦捆时,发现底下赫然盘着一条花斑小蛇。我赶紧找棍子,打蛇是我们童年时最刺激的游戏,但棍子却找不到,没办法,就去折大罕家的桑,边折边紧张地回头看那小蛇的去向,但见它在刀尖一般的麦茬上自如地游动着,身法轻盈、俊逸,线条优美,从我脚边惊慌地滑过去,钻进了“嫚子”的坟里,坟跟很多坟一样,上面有个窟窿,有的是蛇窝,有的是兔窟,刚好容得下它小巧的身子。父亲见我在折人家的桑,怕惹麻烦,大声叫道:“过来!

“已经断了,就折下来吧。”我苦笑着说。

“我看你的肉又长尖了!”父亲原想过来打我,但却突然刮起了一阵阴冷的旋风,席卷两米高的桑田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绿色的旋涡。我见蛇进了洞,就放弃了桑枝,但旋风却让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。听母亲说,去年“老柴头”在稻地里拔草,被旋风裹住了,嘴都歪了,好几天都不能讲话。我站在旋风外,有父亲在,倒不是很害怕。但父亲看起来似乎比我紧张,脸色惨白不堪,手脚明显地隐隐发抖。我叫他,也不应我,盯着桑田,眼珠一动不动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,只见“嫚子”的坟头上杂草丛生,掩没了今年清明节新添的那块土。旋风逐渐向北移去,父亲回过神来,只说一句:“回家。”

“还没有码完呢?”我说,心想现在要是码完了,中午就不用过来了。

“不码了!”他不耐烦地说,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往地头走。

“车呢?车不要了?”

“放在地里!中午来拉!”他已走到老柳树下,脚步越来越快,我满头雾水地跟在后面,到后来几乎是跑着回去的,且不时地回头。回到家,被母亲骂一顿,说:“不管下多大的雨也要把车子拉回来啊!车轮子要是被偷跑了,看你怎么办?”

父亲坐在桌边,头深埋着,一声不吭地抽烟,衣服也没有换,板凳被浸湿了,又被母亲骂了几句。

早餐是粥、煎饼、咸菜、一盘绿豆芽。父亲让我洗个酒盅,母亲叫道:“大清早就喝酒!酒鬼啊!”父亲仍不理她,连干三杯,脸上才泛起点红晕。

早饭过后,母亲一边洗碗,一边督促父亲穿上雨衣去东北园把麦捆码完、把车子拉回来。父亲叫上二叔。二叔家在东北园也有一块地,就在我们家地的东头,已经割了,还没有码起来。从昨晚乌云密布、闷热无风到现在电闪雷鸣、暴雨倾盆,母亲一直喋喋不休地责怪父亲干活拖拖拉拉,假如积极一点,那一亩三分地的麦子早已堆进了粮仓,好在只剩下那一块地了。

父亲和二叔回来的时候,面色都很凝重。路上听从县城批发化肥回来的四表叔说,今夜有地震。一下子屋子里全沸腾了,却又有些狐疑,倘若真的有地震,大队部的广播肯定是要通知一声的。但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,大家都是宁愿信其有,不愿信其无,便都各自匆匆地回到家中,安排布置防震。

母亲心事重重地做了午饭。午饭是白菜汤、煎饼、一盘辣椒。饭后,喇叭里真的广播了,只说是两、三级的小地震,把家禽和牲口圈好就行了。但村人不是这样想的,惟恐天下不乱一般,都把它看成是要出人命的大地震。孩子们原本是不怕的,但见大人都吓成虾米一般,便也私下里讨论今夜到哪里避难。母亲说,最好躲进父亲用来编笆斗用的地窖里,堂屋是青砖瓦房,很容易坍塌,接着又埋怨父亲三月份不该把茅屋拆了盖新房,假如塌了,那三千块钱就打水漂了。父亲今天出人意料的乖巧,母亲说什么,他都不与她计较。晚上,屋里点着煤油灯,全家人围坐在桌旁,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一般。晚饭只是一杯白开水,煎饼,和中午剩的辣椒。瓢泼大雨依旧泻个不停,雷声一个响过一个,震耳欲聋。母亲说,她就是死,也要死在堂屋,谁都不能动摇她决定和青砖瓦房同归于尽的坚定信念。

父亲用芭蕉扇将我帐内的蚊子赶了,叫我上床睡觉,说都是吓唬人的。我原打算是和伙伴们到打谷场上蹲一夜的,以为只要不睡觉,就不会死了,但他们都没有来找我,便胆怯地上了床,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。夜里,只听见鸡圈里乱糟糟的,狗东跑西窜,鸭子扑打着翅膀,全都疯了一般叫个不停;菜橱里成落的碗、碟相互碰撞,“当当”直响。母亲问父亲,要不要把我叫出去躲躲。父亲说,只是小地震,看看再说。我哭着叫母亲:“妈,我害怕。”

母亲划燃火柴,点亮油灯,安慰我说:“一会儿就没事了,小文,跟打针一样。”

的确,只持续了片刻的工夫,便平静下来了,人们就像做了一场恶梦。我也渐渐有了睡意,不再哭了。

父亲点上一支烟,长长地吁口气,缓缓地说:“地震我倒不怕。”

“那你怕什么?”母亲惊奇地问。

“也不知道是怎么了,今天早上我在嫚子的坟头上看见了一个人,背着我,一开始我从后面看那脸型和身段,以为是小文二娘,但回过神来一想,小文二娘大清早怎么会跑到坟头上去梳头呢,才觉得有点怪,就赶紧把小文叫回家了。”

“什么小文二娘,乱七八糟的,你整天就会胡说八道。”

“真的,中午我和丙飞从东北园回来,我落在后面,看见一个人,只有桌子那么高,一蹦一跳的,往芦苇地里钻,一下子就不见了。”

“下那么大的雨,你肯定是看错了。以后这种事不许乱说了,没事扯这些干嘛?”

父亲不说话。

六月二十一日。

下了一夜的雨,雷电不断。天刚破晓,大罕便跑来溜门了。这段日子,他总往我们家跑。我一点都不喜欢他:满脸麻子,满嘴黄牙,矮矮的个子,獐头鼠目的,一看就像个贼,头发乱糟糟的,经常借我们家的篦子篦虱子。

他恐慌地说:“夜里,一个雷劈下来,从窗口蹦进来一个大火球,一蹦一跳的,像个人一样,一会儿蹦到箱子上,一会儿跳到粮仓里,我不停地咳嗽,它也不跑。我想拿擀面杖赶它,又不敢,怕它一生气把整间屋子都烧了。大嫂你说,是不是小春她妈来找我的,在屋里蹦了二十多分钟——这一场大雨,一场地震,一定都吓坏了。”

“这倒也没什么,前年大白天的,也不是有个大火球,从天上直飞过来,把我们家的树都打断了,好多人都看见了,那才吓人呢。”母亲说,“不过你抽空还是到小妹的坟头上烧点纸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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